合肥素称“三国故地、包拯家乡”，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杰地灵，宋代的大政治家、一代名臣包拯就出生在这里。历史上的清官包拯因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勤政爱民,被后人尊称为“包公”，成为老百姓人们心目中的“包青天”。北宋仁宗天盛五年(1027年)，包拯（999-1062）考取进士，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同时期声名显著的政客文人不胜枚举，但若论在民间的人气，还鲜有能与之比肩者。包拯虽远不及富弼、韩琦、文彦博等人显赫，论舞文弄墨的才情，显然也不及同一个时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人的出类拔萃。而且，在当时改革的潮流中，其理论与实践的建树，更无法与同期的范仲淹和王安石等人相提并论。可是，这位看上去并不特别显赫的封建官员，却能够在同时代的历史人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最有影响的人物。包公的故事内容包括包拯的生平和政治活动两个部分。
包公故事可分为哪些部分？
一、包拯的生平。
历史上包公（999-1062）的出身与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相差甚远。其父包令仪为申包胥第三十四代孙，字肃之，进士及第，当过福建惠安县知县，任过朝廷虞部员外郎；又曾做过陪都南京留守，与文彦博的父亲文洎同官馆阁。由于父辈亲厚，包拯与文彦博成为知音，共同进入国子监求学。由此可见，包拯出身于正统的士大夫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后世包公故事将包公设定成放牛的农家子弟是出于文学创作的考量，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在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包拯顺利考取进士，授建昌知县、和州税监，因奉养父母，辞不就任。
直到景祐四年，时年三十九岁的包拯才重新重新入仕。先后在天长、端州、扬州、庐州、池州、江宁府等地担任地方长官。在中央先后出任监察御史、三司户部判官、天章阁待制、知谏院、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嘉佑七年（1062年），包公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在其去世后，仁宗追赠其为礼部尚书，钦定谥号“孝肃”。历史叙事中的包公形象可参见各类史料传记，其中吴奎《宋故枢密副使孝肃包公墓志铭》及《宋史本传》的记载十分翔实，二者都对包拯为人作出高度评价。前者称其“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举有明效，其声烈表爆天下人之耳目,虽外夷亦服其重名”。后者赞其“立朝刚严，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
包拯的威望震惊了华夷，上至公卿下至妇孺皆知其名，可见包拯在当时的影响力已十分深远。这与其立身持正的品德是分不开的，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几点。其一，以孝闻名。因奉养父母，包拯先后辞去建昌知县、和州税监等职。父母去世后，包拯居丧已毕，仍徘徊不忍离开。其二，廉洁奉公。包拯出任端州，打破以往数倍上缴贡砚的传统，任满，不持一砚；出任本地知州，不放任亲族，舅父违法，一视同仁。其三，正气词严。宋朝积弱之势日久，外交处于劣势。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积极建言，规劝君主增强军事实力。在出使契丹时，面对使臣挑衅，疾言厉色，维护国家体面。
其四，直言上谏。包拯任职期间，劝谏君主亲贤臣、远小人，针对时事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不避嫌疑，建议君主尽早选任东宫。其四，包拯关心民瘼。切实关心百姓利益，奏请罢免苛捐杂税，还田与民；打破以往诉讼需委托中人的传统，使百姓可至其面前陈冤。其五，不畏强权。官宦建造庄园致河道堵塞，包拯借京师大水，尽数毁去。立朝刚毅，官宦皆惧之，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其六，守节持正。包拯峭直敦厚，公私分明；与人相处既不一味苟合，也不逢迎他人。其七，能力出众。设计使盗割牛舌之人主动暴露体现出了包拯智断案件的能力。在处理其他公务时，也能件析分明，闻者莫不为之惊叹服从。总之，历史叙事中的包公是一个重视孝道，忠君爱民，克己奉公，峭直持正的模范官吏。
二、包拯的政治活动。
包拯对于宋廷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及归属感，再加上所接受的传统儒家教育的熏陶，使其无法对风雨飘摇的王朝视而不见。宋代建国以降的百年时间,既是一个“承平”发展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矛盾渐次积累的时期。从外部来看，北方的契丹、西夏对于宋廷一直是强有力的威胁，长期的供奉岁币以及战力的悬殊，耗费了大量的财富以及人力，从而导致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从内部来看，土地兼并、赋税不均拉大贫富差距，加重了财政危机；官僚队伍冗杂，党派之争严重。面对这样的现状，包拯心急如焚。
当宋仁宗开天章阁向众臣征求对时局的看法时，包拯在《天章阁对策》中首先答道：“故用天下豪才杰贤，参置近位，就使其中三数人能悉意抗论与赤墀之前，则天下得失之理，如指诸掌矣。”接着便对当时最为突出的御边、选将、精兵、备荒、革弊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仁宗“参举众善，思而行之”。此处只是泛泛而论，结合包拯的史料谏书，我们可从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对包拯的政治活动进行介绍。
包拯对宋王朝严峻的政治形势十分痛心，对于官吏中贪腐残酷、庸碌无为之人进行了辛辣的批判。在《包拯集》中，共有五十五篇文章对本朝官员进行指名道姓的揭发，占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由此可见包拯对吏治的重视。为改善现状，包拯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其一，选拔人才。包拯曾向仁宗建言：“臣闻王者之总治天下也，内则宰臣、百执事，外则按察之官、刺史、县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协心以济，则陛下垂拱仰成，无为无事矣！”
包拯十分重视人才选拔，尤其是对基层官员的任命。强调知县在官员系统中的重要性，并建议国家选拔高级官员时应将是否担任过知县列入考核之中，以此保障基层官员的质量；同时，包拯又提出选人应不避形迹的意见。宋朝官员在讨论大事、推举官员时常注意形迹，避免拉帮结派的嫌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有才能的人不能及时得用，无才能的人不能及时剔除，不利于官员队伍的建设与发展。其二，整顿吏治。包拯任刚肆直，无情地揭露官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无论是贵戚、权臣还是酷吏、庸碌之辈，他都一概视之，毫不避讳。张尧佐背靠张贵妃，无才无德却忝居高位。包拯等人与宋仁宗朝堂廷辩，“言吐愤激，唾溅帝面，帝卒为罢之”。虽未能完全打击贵戚的嚣张气焰，却也成功阻止张尧佐进入更为核心的权力机关，劝谏取得一定成效；包拯弹劾最多的当属酷吏王逵，其人残酷暴敛，气量狭小，治下百姓苦不堪言。包拯连上七道奏折，痛斥王逵不顾条例、苛政暴敛的恶行，虽未见成效，但也表现出包拯对酷吏的痛恨和大无畏的抗争精神。
包拯在国家财政部门长期供职，曾在地方任京东、陕西、河北等路转运使，在中央任三司户部判官、副使、三司使。他对宋王朝经济的严峻局面十分担忧，曾直言上谏：“方今山泽之利竭矣，征赋之入尽矣，若不锐意而改图，必恐贻患将来，有不可救之过矣。”为此，包拯提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对策。其一，减赋税。庆历四年前后，北宋大部分地区灾害频仍，粮食、蚕丝等农作物大量减产。然朝廷仍要求陈州按折变缴纳夏税，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包拯提出按市场定价，固定实数，由民众决定缴纳钱财或是实物，以减轻百姓负担。
其二，简人员。宋辽两国每年在新年、皇帝和太后生辰时要互派使臣进行恭贺。边境地区需承担来往使臣接待之责，来往修整、设宴款待甚至招待上使耗费巨资，全部由州县百姓承担。包拯建议精简人员，减轻民众负担。其三，开财路。包拯鼓励发展经济，建议国家放宽对冶铁、制盐等产业的管制。登州、莱州等地冶铁业发达，包拯指示各级官员对愿意炼铁的百姓多加照顾，对经营不善的冶户及时为其办理转业，解决百姓的后顾之忧；陕西解州盛产食盐，包拯推进通商新法，两年内增收五十一万六千贯，增加了财政收入。
边防的稳定保障着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包拯对宋王朝积弱之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经历了实地考察后，针对军事方面存在的一些弊病，包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一，精选边将。包拯调查得知，河北边境“卒骄将惰，粮匮器朽，训练有名无实”。因此，他提议选拔熟悉边疆事务的精兵强将，不必拘泥于文武之分、高卑之异。若选用得当，应多加信任，不要随意调动。其二，裁减冗兵。据统计，宋仁宗时期士兵数量比之太祖时多了三倍以上，国家财政每年在军费上的支出耗资巨大，仅河北一路，每年就要“购买粮食三四百万石，约支现钱四五百万贯”。包拯提出若值边界安稳之时，应调离部分守军，拣退其中老弱病残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