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河鼓子秧歌是山东省的一种民间舞蹈。起源于济南商河县，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民间为庆丰收而载歌载舞的一种艺术形式。每年的元宵节，是鼓子秧歌演出活动的高潮日。由于鼓子秧歌是多人组成，组织严密的一项活动，所以行动总是那么气势磅礴，让人人心沸腾！鼓子秧歌起源于抗洪斗争，以武舞成型，鼓子舞的流传依赖于祭祀活动逐渐从实用功利艺术向自娱性转化，并传承发展至今。
商河鼓子秧歌有怎样的发展沿革？
鼓子秧歌起源于抗洪斗争。
黄河，“四渎之宗”、“百水之首”，它养育了我们古老而伟大的民族，但黄河自古善淤、善决、善涉，决口和改道极为频繁，公元11年河决魏郡，黄水自由泛滥近六十年。公元69年汉明帝擢用王景发民卒数十万修河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才导大河经濮阳、范县、茌平、禹城、临邑、商河、惠民至利津、沾化一带入海，在商河的河道时称滳河、笃马河（古迹犹存，现称沙河），这一河道历经魏、晋、隋、唐没多大改变，直到1048年才改成现行河道。在黄河腰穿县境的岁月里，百姓屡受黄水危害，毁房舍、败田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岁岁如此，其何以堪”。
人生在世，一要活着，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就必须参与适应和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黄河岸边的商河百姓，为了生存，群起奋勇抗洪抢险，导水排涝，灾后散墒抢种，辛勤劳作喜有收成，情不自禁拿起锅碗瓢盆、棍棒、簸箕、雨伞等随手用具，聚集在一起唱起来跳起来，抒发灾后余生抗灾"等丰收的欢悦心情，正如《诗经》上说的“情动于中而发于言，言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随着抗灾夺丰收次数增多，人们看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体验到歌咏舞跳的愉悦情趣，参加舞跳的人数不断增多，进而道具就有了变化，也有了简单的舞蹈动作和舞蹈组合，这就是鼓子秧歌的雏形，这种民间传说的秧歌起源，虽无文字可查，但是可信，从现在鼓子秧歌样式里可以看到当时人们抗洪抢险的复习和预演，如直接取名洪涝灾害的“漩海眼”、“大八叉”、“大乱场”等磅礴恢宏的场阵及金鼓轰鸣声，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黄河当年浊浪狂涛咆哮肆虐，人们万众一心抗洪抢险激昂悲壮的场景。
鼓子秧歌以武舞成型。
历代封建王朝都是以武力取天下，为维护统治都编制歌颂本朝武功的武舞，用于郊庙祭祀。如周代礼乐制度的“六舞”中的《大濩》、《大武》就是武舞。唐代音乐依附舞蹈流传，唐太宗为秦王时，军中遂有《秦王破阵乐》，李世民又亲制破阵舞图《七德舞》，命大臣吕才等人教乐工128人，披甲执戟而舞。宋神宗六年，王安石派王韶率兵出塞，王韶在讲武之暇教军士习“讶鼓”，与敌军对垒时，以“讶鼓”振奋自己，震慑敌军。从《大濩》、《大武》、《七德舞》、《讶鼓舞》与鼓子秧歌相比较，其意境、舞技、功利诸方面，颇有相似之处，鼓子秧歌很有可能就是这个时期的民间武舞（也可能是宫廷武舞，或是军队武舞），其社会功能无疑是用来鼓舞战斗情绪，是战争的预演和再现。
之所以说鼓子秧歌是唐宋年间以武舞成型，因为它具有这个时代的精神特点。山东自古以来战乱频繁，商河地处腹地，更是兵连祸结，饱受兵燹之苦，血与火洗礼的商河人民不仅锻炼了骁勇尚武精神，也在战争中学会战争，并把战争中某些手段用于民间舞蹈，更由于商河作为齐国的臣民，长期受孔子、孙子文武二圣的文化熏陶，所编出来的舞蹈就具有“泱泱大风”古齐国的乐舞水平，经过千百次的演出，锤炼出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变化莫测的舞蹈阵式，粗犷豪放的将士风格，无往不胜的英雄气势，这就是山东大汉的气质，也就是舞蹈之魂。作为生命情调和冲动形诸人体律动的商河鼓子秧歌参加者，能尽情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力量，在美与力的旋涡里自我陶醉，它忽如猛虎下山，忽如短兵相接，忽如行云流水……但什么也不像，看到、听到、感觉到的是一些虚的实体，是力的凝聚所向披靡，因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鼓子秧歌的流传赖于祭祀活动。
“祭祀”和“礼俗”是统治阶级约束人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手段。殷商以前，人们以目神为万物主宰，朝夕祭之。周代则以天帝为尊，节气（日）受祭，并和神农、后稷并而祭之，一直延续到清末。典仪非常隆重，上至天子、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下至州府县衙，上下一齐搞，最初带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后来逐渐变为习惯。《商河县志》记载的县城郊祭活动：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芒神土牛，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在日出前出东门，朝东南方向顶礼膜拜，日出时看太阳光芒能预知当丰农事好坏。
从上面可以看出，当政者需要通过“祭祀”、“以驭其民”，芸芸众生也趋于对命运的困惑，企盼神祖赐予幸福。农村的“礼俗”，则由族长率“渔读耕樵诸戏”，正月初七（人日）晚上到寺庙祠堂祭神拜祖，烧香包跑“行程”，庄严肃穆，献上三牲、三经，三拜九叩，烧柴禾烧纸钱跑“场子”，祈祷六个方面的要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多子多福，福禄吉祥，消除兵祸，远避罪疾。由于“渔读耕樵诸戏”（现在称鼓子秧歌），常年参加“祭祀”、“礼俗”活动，成为封建社会惯性运转机制的一部分，这种直接的社会功利性，成了民间舞蹈价值取向的一种恒常因素，也就给了鼓子秧歌以生存和流传的条件，因而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鼓子秧歌从实用功利艺术逐渐向自娱性转化。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从外地迁来大批移民，他们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带来了各地的乐舞文化在商河大汇合，民间歌舞从减轻劳动重负、祭祀驱壤、鼓舞战斗热情的实用功利艺术逐渐向祝福游艺、自我娱乐转化，主调由庆重神秘演化为喜庆欢乐，明清时期兴旺发达。鼓子秧歌当地俗称“跑（闹）十五”、“闹玩艺儿”，集歌舞杂耍于一场，是汉代“百戏”的延续。民间活动正月初七晚上祭祖，初八正式开始，十七晚上落伞，前后十天，其中十五、十六、十七三天为高潮。
《商河县志》记载的城里“跑十五”盛况：“举国纷纷兴若狂，新正十四挂衣裳，明朝但愿无风雪，尽力逞才闹一场”，“是日士女云集，途为之塞，自晨至暮络绎不绝。”“里人行户扮渔读耕樵诸戏，酒筵悦歌竞为欢会，凡三夜”。农村则根据自身条件，将若干种文艺形式综合在一起，重点表演伞鼓舞，舞者不歌，歌者不舞，这种"百戏"形式的自娱性活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借用简单的道具，先人传下来的技巧，把压抑的情感，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时空中，将平时说不出来、不敢说、不能说的话，把窝在心里的酸甜苦辣，一古脑地通过身体各部位的律动，亦舞亦蹈亦说亦唱地宣泄出来，得以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安慰，自我解脱，重打锣鼓重开张，以期待来年胜今年。
鼓子秧歌的继承发展在当今。
商河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漫长封闭的自然经济，不仅滞缓了生产的发展，也使民间舞蹈带上浓厚的小农经济色彩，舞蹈技巧（尤其是“头伞”领场子）是父教子、子教孙辈辈相传，组织形式是封建家长制的因袭，它不仅造成鼓子秧歌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并因裙带关系的局限性，在全县逐渐形成三种伞鼓流派，尽管各种流派相互渗透，形成各具风格的“一个村一个样”，但由于“天不变道亦不变”，虽然千百年流传下来不走样，但“提高”相当缓慢，粗看起来年年都是老一套，并被当政者认为它是民间杂耍不登大雅之堂，任其自生自灭，尤其在日寇入侵的八年里，人民痛苦，秧歌几乎绝迹。1945年商河解放，伴随着发展生产，参军支前，群众性秧歌出现热潮，成了人民获得新生精神风貌的写照。建国后，秧歌活动出现两次高潮，都与党的政策和农民增收的愉悦心情有关，也是文艺工作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