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河大鼓是由木板鼓发展而来的。河间是西河大鼓的主要发源地。起源于清朝道光、咸丰年间，流行于河北、山东、河南、天津、北京及东北、西北部分地区。据专家考证，西河大鼓原名“梅花调”（至今河北省中部农村的老年人仍称之“梅花调”），流入天津后才改名为西河大鼓。因为天津人习惯把大清河、子牙河统称为西河，而原有的梅花大鼓在此两河流域最为发达，为了将二者区分开来，便把冀中传来的梅花调称作“西河调”了。
西河大鼓有怎样的发展历程？
历史起源
西河鼓脱胎于清代中叶的“弦子书”和“单鼓板”。“弦子书”源于“鼓子词”，清乾隆年间（1736～1795），在冀中农村十分流行，艺人怀抱弦索或三弦，自弹自唱，说白相间。“单鼓板”又名木板大鼓，源于“词话”。据传，清代乾隆年间，保定府艺人刘传经、赵传璧、王路三人，将“弦子书”和“单鼓板”合档同台，鼓、板、弦三者并用，民间艺人纷纷效法，遂在冀中流行起来。
西河鼓起源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首创艺人当推马三峰。马三峰（生卒年月不详），本名马瑞合，浑号三疯子，高阳县人。师承河间木板大鼓艺人白玉福。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他不仅巩固完善了木板大鼓与弦子书合二为一，鼓板弦乐并用的伴奏体制，又将小三弦改为大三弦，以增加音量，扩大音域。将木质简板换成钢质月芽板，改进了音质。同时，还将木板大鼓只有一板一眼的板式，扩充为头板、二板、三板等板式，又将皮簧、梆子、老调以及冀中民歌、俚曲的音乐融人大鼓的唱腔，创立了双高、反腔、紧五句、一马三涧等新曲调。从而形成了西河大鼓的基本形态。
这一唱法体系后被其门徒朱化麟（1866—1941，浑号大官）、王振元（1853—1917，浑号毛贲，雄县人）、王再堂（1865～1942，浑号转眼王，雄县人）继承和发展，使西河大鼓逐渐发育成熟，其中朱化麟的贡献似乎更大些。他在行艺过程中，广泛收集当地民歌小调，并学习武术，积累了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经验。以此为基础，将马三峰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强化，使之更加规范。朱化麟的艺术风格追求“帅”、“巧”、“俏”，行内称之为“朱派”。而王振元的艺术风格则以嗓音洪亮、气度豪迈著称，行内称之为“王派”。
成熟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由木板大鼓向西河大鼓的转变已然成熟，在农村以“赶庙会”的方式说唱中篇书为主，在河北省农村普遍流行，有部分艺人便进入城市谋生。与其发源地最近的城市便是天津，最早到天津的演员有张双来、焦永泉、焦永顺、张士德、张士泉、白文生、白文明等，当时尚无西河大鼓之名，仍沿用在农村的叫法称为“犁铧片”或“梅花调”，也有的就叫“说书”。
1924年，易县的王凤咏在天津“四海升平”与刘宝全等名家合作，在写海报时，因天津已有金万昌演唱的梅花大鼓（也称“梅花调”），为区别起见定名为西河大鼓。因为这个曲种来自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天津人习惯称此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虽然这是在一种偶然的情况下定名，但由于它符合曲种的实际情况，而得到同行的认可。
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最初在西城根儿一带“撂地说书”，后来移进草创时期的说书棚，以书馆、茶社为主要演出场地，逐步发展成为说唱长篇书的形式，使许多演员在“书路”上不断提高，其唱腔反而放在次要地位，这样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弃唱改说，成为评书演员，如咸士章、张起荣、张树兴、赵田亮等。这些人改说评书以后，仍以原来鼓书的“书路”进行表演，一般来说缺乏评书那种细腻的描绘、知识穿插和对书情书理的评论，但却能以情节紧凑为长，也能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与评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
另一部分人则以演唱短段为主，参加各种综合曲艺场演出，他们在原有的小段的基础上，又向当时流行的京韵大鼓等鼓曲学习，运用西河大鼓曲调，演唱固定的脚本，在唱腔上加以丰富，提高了演唱技艺，演出于综合曲艺场。如往返京津的焦秀兰、焦秀云，从北京定居天津的马增芬、马增芳及王艳芬等，都在发展西河大鼓的短段上取得一定的成就。至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又出现了以赵玉峰为代表的“赵派”；郝英吉及其子女（郝庆轩、郝艳霞等）所形成的“郝派”；建国前后又有以马连登、马增芬父女为代表的“马派”，使西河大鼓流派纷呈，展现出多彩多姿的艺术风格。
兴盛时期
自民国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河大鼓进入兴旺时期，涌现了一批诸如李德全（1869～1932年，原名李丕炳，大城县人）、王云峰（1869—1937年，定兴人）、魏聚奎（1875～1946年，清苑县人）、赵玉峰（1894～1971年，艺名赵双合，河间市人）、蔡宝光（1898～1976年，高碑店市人）等颇负盛名、各具特色的演员。
李德全原坐科弦子书，后发现西河大鼓的长处而改唱西河大鼓。在行艺中，他首创了二板尾腔，规范了常用曲调，从而创立了西河大鼓之“北口”，行内称之为“李派”。王云峰的特点是“俗”，即书词通俗、书理易解、书道好记，颇受市民阶层欢迎。魏聚奎的艺术风格是质朴而不失典雅，委婉而不减真挚。赵玉峰则因曾深交评书艺人梁殿元，结识京剧武生高福安，得以将评书之“扣子”和京剧之“身段”引入西河大鼓的演唱中，颇合京津时尚，被行内誉为“赵派”。蔡宝光既学“朱派”之巧，又学“王派”之冲，遂成自家风格，一时名声鹤起，在保定一带影响极大。
低潮时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境内日伪盘踞的“沦陷区”以及解放战争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国统区”，曲艺艺人生计艰难，书坛风气委靡，书目内容庸俗，一些女艺人更受尽了非人的凌辱。此时期，西河大鼓在城市中已跌入极其悲惨的低谷。与沦陷区和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与解放区，曲艺艺术颇受重视，成为宣传群众、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冀中、冀西解放区的西河大鼓艺人如王魁武、王尊三、李国春等，利用西河大鼓作为战斗武器，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繁荣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西河大鼓获得了新生。作为艺人最众、书目最多、流布最广的曲种。西河大鼓艺人，配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中心工作，说新书，唱新词，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不少艺人再度出山，重显身手，如王书祥、魏炳山、李成林、郑瑞田、朱孝纯、李全林、高庆恩、李跃德、魏德泉、武英占等名家，重新活跃曲坛。马增芬重返北京曲坛，向名弦师朱孝纯学到许多朱派唱腔，后又与其父马连登合作，创出新兴的马派女腔。
王艳芬从北京回归故里保定，参加省曲艺实验队，1957年在河北电台连播《呼家将》，引起哄动效应。此时众多名老演员都收了徒弟，如蠡县的刘德欣，从1949年以后就教徒四十多名，并传徒孙二十余名。刘德欣与王彦顺、刘德三、李宝光四人共收徒二百余名，被行内称为西河大鼓在蠡县的“四大家族”。白建章、涨均平、张小娣、李春田、李小红、陈德照、赵长发等也都是当时的著名演员，其他如马俊英（女）、段少舫（女）、壬连君（女）、赵岚章（女）、赵挂芬（女）、张新艳（女）、宋文章、刘焕章、刘艳琴（女）、王增英、刘素仙（女）、许印春、李连魁、赵连芳、陶艳霞（女）、郭金铃（女）等，也都是这一时期陆续涌现出的西河大鼓优秀演员。
为了加强对曲艺的领导，河北省文化事业管理局于1954年7月成立曲艺工作组。1956年对全省民间艺人进行了登记考核，发给职业演出证的三千八百六十多名艺人中西河大鼓演员不下两千名。1959年省内创办曲艺学校，曲种以西河大鼓为主，又培养了一批新人。1960年河北省曲艺工作组、河北省曲艺工作者协会（筹）在省会天津召开了西河大鼓流派座谈会，对西河大鼓的历史和各流派的演唱艺术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使西河大鼓的发展进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复苏时期
1962年，随着三千多名农村职业艺人被全部下放农村，省曲艺学校的被解散，西河大鼓的发展一度受到挫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传统书目失传。改革开放后，西河大鼓逐渐复苏，西河大鼓的创作和演出，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一批新人脱颖而出。1984年，保定的刘晓梅在农村演出新中篇书《莲花魂》，受到领导的重视和鼓励，并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扩大了社会影响。一些世代说书、家学深厚的艺人，如任丘县的刘焕章，沧州的刘风喜等，也都重新活跃起来。天津曲艺团又有青年演员郝秀洁（郝艳霞之女）、杨雅琴等。杨雅琴专攻短段，郝秀洁则是长书短段兼演，都成为天津观众熟悉的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