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东渔鼓是湖南衡阳的传统民间艺术。长二尺四寸，圆周九寸大的无节竹筒，以猪皮膜制作的“渔鼓筒”为主要演奏乐器，是配合说唱的一种表演形式。衡阳渔鼓不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歌词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通俗，语言活泼，人物形象生动。同时，在月琴、云板的伴奏下，乐曲唱腔古朴优美，紧密结合当地语言的音调，唱腔圆润，深受衡阳民间的喜爱。
祁东渔鼓的形成是在解放初期，一位名叫邹祖溪的老先生，成为演唱“祁东渔鼓”的老艺人。当时唱渔鼓多在为死者超度亡灵后，邹祖溪老先生怀抱渔鼓筒，调皮敲动简板边说边唱，把三皇子帝、才子佳人的故事，从古至今娓娓道业，一直唱到天亮。解放后，在1952年中南戏曲观摩会上，邹祖溪老先生演唱了祁江渔鼓《廖仁福的互助组》，首次把渔鼓带进了大雅之堂。从那以后，“祁东渔鼓”一代一代传了下去，艺人各具风格的唱腔兴旺了渔鼓艺术。
衡阳各县市渔鼓参照祁东渔鼓，到今天各地方的唱腔又各具特色，衡山渔鼓融入了皮影戏曲调，常宁渔鼓融入了丝弦小曲，祁东渔鼓则融入了祁剧唱腔。因此，衡阳地方渔鼓很受当地群众欢迎。现代渔鼓还增加了现实生活题材的曲目，思想性和艺术性日益提高。最突出的要算祁东渔鼓，表演已经戏剧化，运用对唱、表演唱、渔鼓小品、戏剧演唱等多种演唱方法。以渔鼓调为主，大胆汲取祁剧、地花鼓及祁阳小调的艺术精华，生、旦、净、丑各显本色，唱、拉、念、做随机应变，连服装道具、舞台、布景等都充分运用到渔鼓演出之中，使观众耳目一新，适应了老百姓娱乐生活多样化的现实需要。
渔鼓历史悠久，可以上溯至唐代的“道情”，也就是道士们传道或者化募时所叙述的道家之事和道家之情。他们叙情的方式就是打渔鼓，唱道歌，所以“打渔鼓，唱道歌”是连起来说的，如唐代的《九真》、《承天》（《唐会要》卷三十三）与《踏踏歌》（段常《续仙传》论蓝采和持拍板说唱者）。后来，“道情”为民间艺人所习用，宗教内容便渐趋淡化，改唱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道情、唱歌”的方式也演变为一种说唱的艺术形式。到了元代，渔鼓已广为传唱，“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语，教习杂戏……击渔鼓，惑人集众”（《元史》卷一百五）。明清时期，渔鼓已形成了“有板有眼”的完整唱腔。著名爱国思想家王船山（衡阳人）就作过《愚古词》（愚古即渔鼓）二十七首。作者记有“晓风残月，一板一槌，亦自使逍遥自在”（《船山遗书》第六十四册）之句。从此，渔鼓道情便由宣扬道教出世思想的工具完全过渡为富有娱乐性、知识性的传统说唱艺术。
衡阳渔鼓是在山野抒情小曲及宗教歌曲影响下形成的渔鼓调，属单曲体板腔结构，为起、承、转、合四句式和微调式。其演唱方式较为简便，早年由一人抱鼓击节多角演唱，前奏、间奏及说白停顿处均可配击渔鼓，造成气势，轻重疾徐，有抑扬顿挫之妙。民国初年加入了月琴、云板，主唱者手弹月琴，伴奏者敲拍渔鼓、云板，还可对唱、伴唱。后来又加入了二胡、三弦、竹笛和电声等乐器，有多人分角演唱。渔鼓唱腔是由道士腔发展演变而来，因情节变化而派生出“道情”、“正腔”、“悲腔”、“垛板”、“散板”等几种唱腔，按字行腔，字少音多，唱词不同，行腔亦异，唱腔古朴、深沉、优美。
衡阳渔鼓曲目内容十分丰富，有“唐三千，宋八百”之说。据衡阳艺人说，若以每晚演唱两小时计算，曲目不重复，可唱十多二十年之久。若分门别类，可分为大传、私访、小记三类。“大传”是从《水浒》、《三国》、《西游记》等书中取材；“私访”主要是演唱明君清官微服私访、除暴安良的故事；“小记”则是各种题材的小型曲目。渔鼓演唱比较灵活，除某些较短的曲段有固定曲词外，长篇均无固定唱本，只有四字一句的“桥路本”，记录故事情节概要，演唱时靠艺人临场发挥，随口编唱，对情节与人物逐一进行深刻细致的描绘，增加浓墨重彩的渲染，以达到预期的艺术效果。曲词包括唱词和说白两部分，以唱为主，全篇唱词分为“引诗”、“正词”、“锁口”三个组成部分。所谓“引诗”即开场诗，多为四句；“正词”即唱词的主体、结构多是二、二、三的七字句式，间而也有三、三、四的十字句式。
祁东渔鼓保存了许多演唱底本，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保留了传统的民间艺术，显示出顽强的艺术生命力；其自成体系的发展在岐山白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