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永春，大多数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永春拳。的确，永春拳起源于永春。但很多人不了解永春纸织画，有着悠久的城市文化历史和文化气息。永春纸织画的起源比永春拳还要久远。
近代纸织画著名艺人黄永源在其《纸织画旨趣》中总结了纸织画的特色“二性”，即色彩淡雅性和朦胧隐约性。纸织画所选择的题材很广泛，内容丰富，山水花鸟、飞禽走兽、历史人物、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应有尽有，纸织画的色彩本是浓艳的，但因为经过裁和织，加上一条条的白纸丝的纬线盖上去，其色彩被掩了一半，十分的颜色只能看到四分，于是就产生了色彩的淡雅性，从而也大大提高了纸织画成品的艺术格调；朦胧隐约性就是“似有似无”的画面效果。
凑近看纸织画，画面纸痕交织，经纬明显，只能看到一点一点方形的色彩，茫无头绪；挂在墙壁上近看，便可看到其中色彩、浓淡、明晦的次序；站着远看，则可以体会到全图的景物飘然荡漾的意境。可谓“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视则景物桀然”，与宋代著名画家米芾的“米点山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纸织画表面不光滑，具有“浅浮雕”般的立体感。
关于纸织画的起源说法甚多，《辞海》称始于盛唐。对纸织画有过系统研究的传承人林志恩曾有考证，本文且采用他的说法。南朝陈后主陈叔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隋兴陈亡，陈朝皇室避祸山野，其子陈镜台率族人及宫中百工入永春。永春县志、金峰陈氏族谱等均有记载。1966年永春一中操场翻修时，现唐墓三座，墓砖有“贞观廿一年”、“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示后生”的铭文。林志恩推断，墓主按等级和年代，极有可能与陈氏皇族有关。
皇室入永春，将先进文化带入这个人烟稀少却盛产竹子的山沟。本地人常有在竹编生活用具上写字做记号的习惯。宫廷画师或是受此启发，发现了墨汁与竹编结合后产生的亦真亦幻的效果，进而发扬到宣纸上，奠定了纸织画的基础。
闽南泉州虽然属于沿海地区，但永春却属沿海中的内陆丘陵地带，气候潮湿多雾，景物常笼罩在烟雨迷蒙中，别具情趣；境内多山，山中遍种竹子，竹编业非常发达，纸织画这门工艺，就是受到竹编技艺的启发而创造出来的。《永春县志》记：“唐初，永春就有纸织画的制作。”据说是陈后主之子（陈敬台）逃亡到永春时，随军的宫廷画师将中国画技与当地民众竹编工艺结合创造出来的。唐初只是萌芽状态，到了盛唐已趋向成熟。唐文宗在位时，唐人郑维赋诗：“何物离披最可人，纸间经纬别有因；阿谁巧作维摩手，就里挥毫称绝伦，远山一角都人妙，烘云托月景偏真；经营惨淡关意匠，远擅桃源物色新。”
永春桃溪泉州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宋代时纸织画远销南洋各埠，成为富贵人家的柜中珍品。明人田艺蘅所撰《留青日札》一书中记载，明代奸臣严嵩家被抄的物品中就有纸织画一项。
清人杨复吉《梦兰琐笔》中曾有“闽中永春州织画”的记述。据史料记载，康熙、乾隆皇帝十分喜爱纸织画。宫廷里时有挂屏。现，故宫博物院还珍藏着清乾隆年间的纸织瑰宝——清高宗御制诗十二扇屏风。由于历史的原因，永春的纸织画自清末后开始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沉寂。纸织画产品大多销往南洋（东南亚一带），日本侵华时，日寇封锁了海上交通，销路一断，很多艺人没法谋生只好改行，纸织画几乎陷入人亡艺绝的境地。
20世纪30年代，仅有李桂亭、章难亭、王华亭、黄芳亭4家。从清末到1980年代，永春纸织画曾经历两次濒临消亡的危机。清《永春州志》载，当时全县仅5家作坊（即图中“五亭”）。1940年代，因受战争等因素影响，全县纸织画产量几乎为零。1949年后，仅“黄芳亭”字号勉强生存。“芳亭”的业者黄永源先生，成为当时全县仅存的纸织画艺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剩福建省文史馆馆员黄永源一家。黄永源为了发展纸织画，毅然去除“传媳不传女，父子相传，外人不传”的陈规陋习，解放思想，从1957开始，招收了男女30多个学生，以女生居多，因为女生比较细心，可从事织画这道工艺。这些弟子中，能画能织能裁的，只有周文虎等二、三人。经黄永源及弟子们的努力，纸织画得到了复兴与发展。
永春纸织画是民间传统手工艺术品，与杭州丝织画、苏州缂丝画、四川竹帘画并称为中国四大家织，渊源久远，在永春民间曾有“指头一响，黄金万两”的传说，历代的纸织画艺人严守技艺秘密，“传媳不传女、父子相传、外人不传”。永春纸织画融绘画与编织于一体，是朦胧的工艺画，像覆盖一层丝巾，似“十字”布绣，经纬纵横，朦胧隐现，如隔帘赏月、雾中观花、纱前看人、如雨如烟，让观赏者浮想联翩，心旷神怡，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永春纸织画大部分被全国各博物馆收藏，故宫博物院至今还珍藏着清朝乾隆年间的纸扎画珍品“清高宗御制诗十二扇屏风”。纸织画一直受到人们的青睐。作为艺术品，挂在热闹的大厅里，装饰安静的书房，或者在生日和婚礼等吉祥的日子里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朋友和亲戚。永春的纸织画已经走出国门，被选送到40多个国家展出。它们被作为礼物赠送给国际友人，成为国家间的“友谊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