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唢呐在领奏、伴奏或与锣鼓合奏中有独特的艺术效果，通常用于民间歌会、秧歌会、鼓乐班、戏曲、歌舞等。徐州唢呐适合表现热烈欢乐的气氛和雄浑壮阔的场面，尤其是其雄浑浑厚的曲调更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同时又能深刻细腻地表达内心的思想感情，惟妙惟肖地模仿鸟鸣虫鸣，给人以绕梁三日的美感。
徐州唢呐，吹管乐器。一作“苏尔奈”，为阿拉伯语“suyna,"的音译，俗称“喇叭”。金元时由波斯、阿拉伯一带传入我国西藏、新疆，之后从回族聚居的区域传播开来。明宪宗在位时（公元1465-1487年）唢呐开始编入宫廷鼓吹乐队。从明代画师所绘的宫廷《出警图》中可以看出，那时唢呐己成为鼓吹乐队中的主奏乐器；而明代人所绘的《南都繁盛图》，则反映了江南水乡民间乐舞中唢呐己成为民间音乐活动的重要吹管乐器。据此推断，作为京杭大运河漕运枢纽的徐州，唢呐当在明宪宗成化年之后走进徐州民间音乐生活。此一推断，还可从明代江苏高邮文人王磐（约1470-1530）所作《朝天子·咏喇叭》中得到佐证。词曰“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身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哪里去辨什么真和假？眼见得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得水静鹅飞罢”。这是大运河水融通的一桩乐事。
由于唢呐与民间风俗的联系紧密，唢呐世家自然薪尽火传，有序传承。至清中叶，徐州府辖县间，数支唢呐班社繁茂、兴盛，素有“睢宁赵家唢呐名声在外，萧县（今属安徽省）李家唢呐名震八县”之说。清乾隆年间所修《沛县志》中亦有“沛人喜唢呐”的记载。新沂鼓吹乐班社也繁多活跃。徐州周边县可谓鼓吹飞绕，声闻四野。新中国成立前后，徐州唢呐艺术更是闻名遐迩，许多艺术团体、高等院校来徐州招收唢呐演奏员。据20世纪70年代音乐工作者挖掘采集民间音乐时的粗略统计，徐州地域内的民间鼓吹乐班社近400个。
徐州唢呐艺术原本是一种民间风俗活动，唢呐班社多是职业或半职业性的鼓吹乐队。现己作为民族乐队中重要吹管乐器。它音色高亢明亮、粗犷奔放，唢呐声起，大喜大悲的气氛顿时便烘托出来。经过改制的唢呐，音域扩大，有高音、中音、低音，表现力更加丰富。通过历代艺人不断融合、交流、吸收，徐州唢呐的演奏，既有南方的柔婉细腻之气，又有北方的粗犷豪迈之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特色。
在鼓吹乐班社中，唢呐是民间吹打的灵魂。唢呐手常根据乐曲的情绪，采用“变指翻调”“循环换气”“花舌音”“嗽音”“滑音”“吐音”等技法来表现乐曲。善吹者还能通过气息的控制奏出沉郁柔美的箫音。小海笛，明丽飘逸；大喇叭，沉郁浑厚。各派门徒，都身怀绝技，如“呲牙笛”“卡戏”等。有的在演奏过程中还穿插“口中喷火”“口拽彩条”等绝活，充分显现了徐州唢呐独特的艺术魅力。
徐州唢呐演奏的代表性曲牌，艺人们概括为8个字：“摇金凡调，三令四来。"也就是《柳摇金》《凡字调》《将军令》《得胜令》《回马令》《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的缩称。“摇金凡调三令”旋律雄壮豪迈，声势宏大，给人以庄严之感；而“四来”则曲调悠扬欢快。民间婚宴嫁娶、年节庙会等喜庆场合，多奏《大小开门》；丧殡辞灵等哀痛仪式，则多用《抱台》《大棺调》等悲凉之曲。
徐州唢呐还常用于戏曲、歌舞伴奏。戏曲表演到金戈铁马的场面时，其声势倾荡山河；在民间表演秧歌、花船、高跷、跑驴等舞蹈时，则欢快诙谐、妙趣横生。在鼓吹乐队的组合中，唢呐领奏，常伴以笙、梆子、大锣、云锣、小锣、堂鼓等击打乐器，具有强烈的民间娱乐色彩。
鼓吹震云龙，唢呐有古传。在徐州，无论城镇乡村、大街小巷，到处都有职业、半职业或自娱性质的唢呐班子，它多半以家族、近邻组成，凡遇到婚丧喜庆、祭祀活动，便搭班演出，数日不绝，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在如此普及广泛的演奏活动基础上，徐州唢呐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地方风格，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当今民族乐队和民间鼓吹班社中，在戏曲歌舞的伴奏中，它是灵魂，是无可替代的重要吹管乐器。
徐州唢呐艺术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影响巨大。它在农村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着特殊的影响力。遗憾的是，徐州这一鲜明的地域文化现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对徐州唢呐艺术的研究不仅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需要，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丰富与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