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中，西秦刺绣的亮相非常低调：一次是正在穿针引线的巩俐与戏中丈夫夜话，旁边放着刚做好的花衣、虎头鞋和花褥；另一次是小孩办满月酒，吃长寿面、送虎头鞋、啃馍圈儿等西府民俗轮番登场。
· 电影《秋菊打官司》 剧照
这部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作品是以纪实风格拍成，追求的是真实自然，某种程度上，这和“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少有匠气”的西秦刺绣异曲同工。
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对色彩的运用方面，张艺谋的艺术基因获得了源自西秦刺绣既浪漫又粗放风格的滋养。
《秋菊打官司》的拍摄地是宝鸡陇县。宝鸡位于关中平原西部，下辖岐山、凤翔和陈仓等合称西府，是西周和秦的发源地。
勇武强悍的秦人受周文化影响，有细腻浪漫的一面，反映到西秦刺绣这种民间秀活上，粗犷的原生态与令人乍舌的精细得以完美结合。
作为一种表达内心情感世界的方式，对于绣娘来说，西秦刺绣是种以针为笔的生活艺术——其中最有名的绣娘兼女诗人，当属扶风女子苏若兰。
苏蕙，字若兰，前秦始平人，生活在距今1700年前的东晋十六国时代。她的名字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得益于那副绣有八百四十一个字、纵横反复皆成章的西秦刺绣——“璇玑图”。
无论是美学意义，还是智力含量，“璇玑图”都代表了西秦刺绣的一个高峰。这背后还有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十六岁时，苏若兰嫁给前秦安南将军窦滔，后者是个只会耍刀弄枪的莽夫。对于沉醉于诗词歌赋又过分敏感的妻子，窦滔渐渐失去耐心，加上不久歌妓赵阳台的出现，夫妻之间的裂痕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
苏若兰用了一年时间，在一块八寸见方的锦缎上，以五色丝线绣下句句回文的两百首诗词，托人带给边关的丈夫。安南将军大受震动，最终两人重归于好。
据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在《河山集》二集中的考证，作为周人的发祥地，其时的周原“包括今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
繁衍在周公制礼作乐之地的西府人，将生命的延续看成人生头等大事，因此，在现实中，婚嫁和生育是西秦刺绣应用最多的两个生活场景。
无论是绣有吉祥图案的绣花枕，还是绣有五毒（蟾蜍、蝎子、蜈蚣、蜥蜴、蜘蛛）图案的虎头帽、莲花帽和肚兜，都在表达同一个心愿：消灾去病，永保平安。
张艺谋曾说：“我喜欢在电影中使用红颜色，这与我是陕西人有关。陕西的土质是上红的，陕西民间就好红。”
在西秦刺绣中，这种“红色语言”也被大量地运用：从布制灯曲罐，到送给新生儿的满月礼品布艺虎；从舅舅送给外甥的裹肚、香包，到祭祀绣品百花帐；甚至是条既有情调又有几分性开蒙意义的新婚之夜红裤带。配色大胆，造型张扬，是西秦刺绣给人的第一印象。
以宝鸡虎枕为例，在当地，它是外婆送给外孙的吉祥物：虎身用单色黑、红、黄、绿布缝制，肚底为白色布料，虎身绣有旋转圈形图案，胡须用棕毛装饰，用锁绣针法绣制。
西秦刺绣对元气和生命力的礼赞，由此可见一斑。而记录这种独特表达方式的载体，很多时候，只是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鞋底和鞋垫。
宝鸡是《诗经》的故乡之一，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开篇《关雎》讲的便是一个发生在宝鸡周原、渭水之滨的爱情故事：西伯侯姬昌对太姒一见钟情。
爱情是西秦刺绣的一大主题，在西府，绣花手帕是姑娘送给男子的定情物，它的图案多取自民间传说，从中可以看到受《拾玉镯》、《西厢记》这些经典秦腔剧目的影响很深。
马甲
在首先开创农耕文化的宝鸡周原，“民以食为天”从古至今一脉相传。
1990年，两位宝鸡千阳县艺人的作品，绣有“五谷丰登”字样的万民伞，曾在美国展出。那一刻，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民艺术家，心情和三千年前来到周原这片土地上的周人何其相似，“周原膴膴，堇荼如饴”（《诗经·大雅·绵》），像喝了蜜一样甜。
就像沈从文说的那样，“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
西秦刺绣之所以给人明艳动人的色彩效果，也是有材质方面的原因：它对所用的丝线非常讲究，需经植物种籽擦磨打光后，才能派上用场。
不仅如此，刺绣完毕后，还有最后一道工序，熨烫。
对于西府人来说，刺绣除了和艺术创作有关，还有相当程度的社交功能。以“绣百花帐”为例，这是项大工程，通常情况下，会有十余个绣娘加入，说它是“合绣派对”也不为过。
西秦刺绣经过3000多年的发展和“进化”，到明清时期臻于成熟。
作为一种民间传统工艺，毫无疑问，它的活力源头在民间，确切地说，在以家族、亲戚、邻居关系为纽带的陕西农村。
在观赏者看来，西秦刺绣代表了实用主义和审美主义的高度统一，但是在这块周秦文化的发祥地，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从八岁起，西秦刺绣传承人李惠莲便已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了传统刺绣的基本技巧。在艺术领域，生活本身和创作理念同样重要，这点西秦刺绣也不例外。
李惠莲受过高中教育，和身边的大多数绣娘相比，她的眼界更宽广，对现代理念的接纳，让她有机会把刺绣带到一块崭新的领地：传统布老虎经过她的改良，由单头变成双头，虎身的图案也摆脱了五毒的桎梏，变得更多元，甚至在材料的选配上，有了注重环保的意识。
如果单从审美角度观察，西秦刺绣本身充满魔幻色彩。比如，宝鸡陇县农民陈美娥做的猪枕头，著名的西秦香包，猪、马、牛、锦鸡、兔子、猿猴等动物是几个永远不变的表现对象。
某种程度来说，魔幻主义是西府这片土地的“土特产”。创作《白鹿原》的陈忠实曾说，这部小说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它又何尝不受西府民间文化的影响。
贾平凹说，只有秦腔才能吼出秦人的大苦大乐。相比之下，西秦刺绣最能表达秦人的生命情感和生活理想。
至于情感和理想的内核，则是故土，或者说“家”。
时移世易，西府人的追求从来都是“一院新房打高墙，有吃有穿光景强”，还有“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
西府人如此重视人际关系文化，以至于“尊德”和“尊神”的精神很早便渗透到了西秦刺绣的一针一线中：从“老母渡三春”到“焦赞和孟良”，从“刘全进瓜”到“蝴蝶闹金瓜”，从“老爷保皇嫂”到“织女牛郎”。
西秦刺绣和南方刺绣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想象和创作之大胆。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的生殖崇拜，我们今天依然能在西府人的刺绣作品中看到，比如，你很难在南方刺绣中看到裸体的猴子，但在西秦刺绣中，这个形象再正常不过，绣娘甚至会着重突出其生殖器。
原始又健康，在这方面，西秦刺绣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被世界欣赏并接受。千阳布艺便在新加坡、泰国、日本和欧美等地打开了市场。
1992年，陈美娥的猪枕作为生肖邮票，在国内公开发行。即便在以“怪”著称的西秦刺绣中，陇县地区的布艺也是个异类，这里的绣娘喜欢以黑色作主打色，那张20分邮票上的猪是黑色自不必说，陇县巧娘手中的老虎也是通身黑色。
在陇县方言中，刺绣就是绣花，它是当地妇女的一门重要手艺。
就像《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一样，孕中绣花只是在尽一个媳妇的本分，人们正是通过那些虎头帽、花手帕、鞋垫，甚至一张门帘来判断某个刚过门媳妇的“价值”。
但是话又说回来，在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对于秋菊们来说，刺绣本身更像是一场精神之旅。刺绣本身或许也已被赋予了某种宗教功能。
那些精细到极点的针法，无论是掺针、套针、滚针，还是抡针、曲针、平针，都像是绣娘在向大自然（神灵）倾诉。日常烦恼便在一针一线中慢慢排遣，以致升华，最后变成舒展大方的线条、明艳的色块。
对于西府人来说，刺绣才是最好的疗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