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花鼓戏是以襄樊为主要流行地区的地方戏。因戏曲流行地区，习惯以地名冠之。因此有襄阳花鼓、宜城花鼓、枣阳花鼓等称号。80年代统称为襄阳花鼓戏。
襄阳花鼓戏形成于清道光年间，并影响、传播到湖北郧阳、远安以及陕南、豫南等地。在当地曾有“一清、二黄、三越调，花鼓戏玩得也热闹”的称誉。其剧种声腔由“桃腔”、“汉腔”、“四平”、“彩腔”以及“干梆子”等组成，具有汉水中上游质朴、爽朗的音乐风格。
襄阳花鼓戏原本不是襄樊境内花鼓戏的惟一称谓。在1980年以前，虽然剧目基本相同，唱腔大同小异，曲牌的名称一样，但襄阳花鼓戏因行政区划不同而称谓不同，在宜城则被称之为“宜城花鼓”，在襄阳则被称之为“襄阳花鼓”，在枣阳则被称之为“枣阳花鼓”。1980年，原襄阳地区文化局在地方戏普查的基础上，为整合襄阳地区地方戏剧资源，扩大襄阳花鼓戏对外影响，遂统一定名为襄阳花鼓戏。
襄阳花鼓戏的前身是流传于襄樊地区的民歌小调和一些其他说唱艺术形式，由于受到当时清戏、汉剧、湖北越调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打锣腔为主，并具鄂北方言与艺术的特点。
襄阳花鼓戏最初只有“二小戏”(即小生、小旦)、“三小戏”(即小生、小旦、小丑)，后来受湖北越调、汉调、梆子等剧种的影响，逐步完善发展成“四梁”(指男角中的小生、小丑、老生、大花脸)、“四柱”(指女角中的花旦、老旦、彩旦、青衣)。在表演上，以唱功见长，特别重视生、旦行的唱功戏；各行当的唱腔基本相同，但又有着不同的要求，其中花旦要俏，正旦要稳，小生要平，花脸要粗，丑角要逗；唱腔并不复杂，但讲究根据不同角色、不同人物的思想感情灵活应用；咬字吐音讲究尖团清晰，行腔讲究圆润、柔和、明亮，要求有刚柔相济的效果。
根据师承关系推算，至少在清朝道光年间，宜城就有人演唱襄阳花鼓戏。1906年，宜城出现了业余的花鼓戏班，演些生活小戏，如《卖白布》、《补缸》、《游春》等。当时演出形式极其简单，戏班用高粱簸子在地上围个圈，演员即可“登台”演戏，这种形式俗称“地摊子”或“草台子”。1924年，宜城境内首次出现妇女登台唱襄阳花鼓戏的新事。此事缘于王岗村刘家汉、谢思伦、郝成素、刘贵堂和魏么等六人所组成的花鼓戏班，其中刘贵堂和魏么夫妇同台唱戏，开了妇女唱花鼓戏的先河，使人耳目一新，颇感稀奇，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在宜城，知名的花鼓戏艺人还有魏岗的雷马，曾洲的罗和尚，李街的赵金生，官庄的刘东升，王岗的魏么、刘家汉等10数人。
时至上世纪40年代，宜城境内已有花鼓戏班50多个，先后演出剧目160多个，其中整本戏20余个。这些戏班子不仅在本县城乡演出，还流动到襄阳、南漳、枣阳、保康等地，有时还同外县的花鼓戏艺人合班演唱。如刘东升曾和保康杨孝廉、襄阳康三赖、南漳石么合班唱戏。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各地花鼓戏相互取长补短，相互影响融合。襄阳花鼓戏日臻完善成熟，最终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种。
作为当年襄阳花鼓戏的主要流行区域，襄阳花鼓戏在宜城民间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它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星星之火”时隐时现，业余花鼓戏剧团仍“星罗棋布”于宜城县域，民间薪火传承大有人在。同时宜城的专业剧团，经常在宜城的戏剧舞台上演出襄阳花鼓戏，还将襄阳花鼓戏演到襄樊市，演到了省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宜城市演出的花鼓戏有8台获得了不同级别的奖励。
2002年8月，宜城市委宣传部、文化局、群艺馆整理出版了《宜城民族民间音乐》，该书收录了襄阳花鼓戏的音乐、唱腔，是襄阳花鼓戏音乐的集大成者，为该剧种的保护、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4年10月，经襄樊市人民政府同意，宜城市艺术团更名为“襄樊市花鼓戏剧团”，消失了20多年的花鼓戏剧团得以复活。
在振兴襄阳花鼓戏的过程中，宜城聘请到原襄樊市艺术研究所所长、国家一级作曲李大庆。李大庆对襄阳花鼓戏音乐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又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创新，使这一濒临灭绝的剧种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00年，宜城艺术团排演了由李大庆整理创作的花鼓表演唱《楚地风情》(即《十八相送》)，该戏参加襄樊市2001年文艺调演，获演出一等奖。2002年，宜城艺术团排演了大型新编历史花鼓戏《宋玉传奇》，参加襄樊市第三届创作剧目调演，获得优秀剧目奖，导演一等奖，编剧一等奖，作曲一等奖。该戏又于2003年参加湖北省第七届戏剧新人新作展演，荣获“湖北省编钟舞台艺术演出奖”，并分别获得导演奖、编剧奖、作曲奖。2004年，更名后的襄樊市花鼓戏剧团在《宋玉传奇》的基础上，排演了经省艺研所宋西庭和襄樊市艺研所王瑞国共同修改编剧、李大庆作曲的大型新编历史花鼓戏《宋玉悲歌》。该戏入围当年湖北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备选剧目。
襄阳花鼓戏具有鲜明的音乐特色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受南北方文化的影响，既有北方的响亮粗犷，又有南方的细腻委婉，为我国南北方戏曲音乐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